这两天夜里，对着满屏幕的蜡烛，一直想骂人。嗯，你有蜡烛，可是你只有蜡烛吗？还是你只配有蜡烛？从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面对此起彼伏接踵而来的灾难，面对成千上万逝去的普通生命，你除了蜡烛你还有什么？你点完了蜡烛该干嘛干嘛，从不觉得丧钟是为谁而鸣。
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矿难，瓦斯爆炸夺去了214位矿工的生命。那个时候还没有祈福一说——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次矿难。我连夜赶到现场看到堆积如山的尸体，在雪地里，那些硬梆梆的尸体就像是杂乱无章摆的柴火一样，我觉得任何语言都不能描述那种愤怒，这是人祸，不是天灾。后来我写的报道被毙掉，各媒体只能用新华社通稿。有当地户口的矿工赔20万，没有当地户口的赔7万。一位矿工家属在家徒四壁的黑屋子里哭着问我：为什么都是人，我们的命那么贱？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被无边的无助感包围且窒息。为什么？ ——我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这些事件的关键词。如果不问个为什么，这些事情还会一再发生，永无宁日。其实，每一天都是某一些人的忌日。我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们死在了这一天。 214、512、723、813，慢慢的，我们也就忘了，行尸走肉一般把每一天当做新的一天，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谁还记得汶川地震时的校舍？现在七年过去，那些孩子在哪里？他们现在的教室安全吗？有多少人知道谭作人和刘贤斌这两个名字？有多少人从头到尾看过4851个逝去孩子的名字？点蜡烛无非是求得自己的心安——我只能做到这个了。我很赞同我的朋友唐映红的看法：不问真相的感动是一种伪善。
但是，探索真相、公布真相是危险的，因此这不仅是一种伪善，甚至是一种怯懦。在天津爆炸二十个小时后，我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爆炸的时候，当地官方居然说要严惩造谣者。呵呵，不觉得眼熟吗？是不是每次灾难后都是这种表态？这就是我们天天在歌颂的那批人啊——救人一无是处，抓人毫不含糊。你躲在不知道什么角落的鬼地方发个帖子，分分钟就能知道是你干的。但是瑞海公司的仓库里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两天了还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这次天津爆炸事件中，民居的玻璃伤了很多人，可是如果建筑商使用合乎安全规范的安全玻璃，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受伤。又比如，如果不让第一批进入火场的消防员用水的话，可能会避免更多的伤亡（见南方周末的报道），但是很遗憾，每次发生这样的人祸，总是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在每一个环节都会掉链子。
我还记得2008年年初的大雪，后来在当年春晚上，一批脸蛋红扑扑的演员情深似海的连说带唱：2月8日是我们的第二个生日，是x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好吧，你能让你们的大救星把天津那些烧焦的尸体或者根本找不到尸体的被气化的生命复活吗？给他们第二次生命？说句实话，你们的大救星还不如朝阳区的仁波切呢。
今天天津日报用了十个版证明“天津并不是一个没有新闻的城市”，可是，这十个版是什么？全是感动，没有别的。感谢政府指挥，感谢消防官兵，感谢医院护士。诚然，他们的付出是该感谢，可是，他们本来没有必要这样付出的，他们可以不用去啊。为什么每次都要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有朋友说，真想替张季鸾扇天津日报一个巴掌，得了吧，季鸾先生活不到今天的。
宋志标和吴强二位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到了2008年的“多难兴邦”。他们认为这种一种话语范式的转换——用感动模式代替了问责模式。在多年问责无效乃至问责问到监狱里之后，只剩下感动能够给犬儒和独善其身留出空间，可以缓解心中的焦虑感以及作为一个正常人类的羞耻感。点蜡烛很容易——或者就只能点蜡烛了。除了感动（或者必须感动）的权利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权利。
我想起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沉船事件，72人死亡，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为此被记大过处分。可是，到了2005年的阜新矿难时，214人死亡，连一个地级市市长都稳如泰山。是人命越来越贱了吗？不是，是大救星越来越不在乎你们的命了。不要跟我提多难兴邦，多难只会兴相国大人。而从赵开始，每任相国大人的口头禅就是：我来晚了。拜托，你本来可以不用来的好伐？
我不会怀念例如万里这样的所谓“改革派老人”。记得紫阳真人遗体告别仪式那天上午，我从八宝山殡仪馆出来，有个年纪很大的四川老乡，在众多警察的包围中，从怀里掏出一个横幅，上写“要吃粮，找紫阳”，被多个警察按倒在地没收。我虽然同情他，但还是问他：为什么要找他？国家强制征粮本来就是错的。
所以你有什么好感动的？不要再点蜡烛了，请拿起皮鞭，鞭笞那些草菅人命的渎职的人。要是再不拿起皮鞭，只能等别人给你点蜡烛了。今天早上微信朋友圈流传一篇文章，标题很不错：如果我不幸遇难，请不要为我祈福，请为我报仇。可是，为什么要等到报仇的这一刻呢？
编者按：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贾葭的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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