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军委秘书长被邓小平决定取消的真实原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如果说杨尚昆在六四镇压之后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邓小平的‘摄政王’，那么王瑞林和迟浩田则是邓小平牺牲杨家将之后安排在江泽民身边的‘辅政大臣’。”
邓小平一九九七年去世之后，已经担任中办副主任长达十五年之久的王瑞林不但这个职务没有被免除，其在十四大闭幕当天即被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总政常务副主任的职务，以及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正式宣布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居然又从一九九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开始再延续了五年零一个月，一直坚持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为止。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王瑞林只是挂一个“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头衔，年底即被正式任命为“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一九八三年，王瑞林又以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名义，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原因是邓小平这位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建政史上的第一位不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者，所以安排王瑞林两边挂职有利于“勾通”。
不知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故意，当时的中共报刊上特别发表了王瑞林与邓小平在江西流放地的合影。两人都穿着一件老旧的棉袄，一付落魄的样子。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王瑞林的名字便永远和邓小平以及邓氏家族联系在一起了。“邓府王瑞林如同贾府‘焦大’”的说法连邓家子女都不愿否定。
一九八七年筹划召开中共十三大时，以王震为代表的一票党内元老苦谏邓小平保留政治局常委职位没有得到应允，但邓小平还是保留了他的军委主席职务。虽然他邓小平本人在十三大上连个中央委员的名份都不要，但却指示把王瑞林安排为十三届中央委员，次年，即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
特别指出的是，一九八八年中共恢复军衔制的第一次授衔过程中，所有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获授中将军衔，也就是说，当时的王瑞林已经在内部被明确为正大军区级了。
笔者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相比于王瑞林的拜把兄弟迟浩田，当年的王瑞林则是既无军功，更无带兵经历。他在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爆发前夜参加八路军后即在机关里作文书工作，后来随军出关，到中共建政之前，最高职务只是中共东北军区机要处参谋。
中共定都北平后，东北党政军部门抽调大批干部进京，王瑞林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只是担任政务院机要处副股长。当时的邓小平还在四川。
一九五二年邓小平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据说是邓小平一眼看中了王瑞林的“老实忠厚”。自此，王瑞林便开始了他“邓府家奴”的生涯。从“副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做起，到一九九四年获得中共最高军衔上将，耗去生命四十三年。
四十三年来，除了“文革”中间断的两、三年，王瑞林日夜跟随邓小平，鞍前马后，寸步不离。无论是巡幸国内各地，还是周游世界各国；无论是高居金銮圣殿，还是发配东西工厂，始终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当然，最能证明王瑞林与主子既能共享天下，又能共渡患难的还是“文革”初周恩来一声令下，他王瑞林毫无怨言地到了江西陪伴邓小平一家。
虽说在江西实在是没有吃过太多的苦头，但王瑞林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忠心不二，感动了邓府上下。所以，说王瑞林如同“贾府上的焦大”，在邓府上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确恰如其分。
当年在邓府上，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琐事当然是邓小平夫人卓琳份内的事情，而能够在“党和国家大事”上影响甚至左右老太爷的人物，除了邓三公主邓毛毛，就是近侍老臣王瑞林。至于邓家其他子女，包括长子邓朴方在内，有时都要劳驾王瑞林出面说服老太爷。
据有关人士介绍，邓朴方曾经对自己的知己透露，他有什么重要的想法要同老爷子交流或向老爷子进言，事先总要揣测一下自己的看法是否与老爷子的想法对路，如果没有这个把握，但又觉得非向老爷子进言不可的话，只能先同王瑞林讨论，只要说服了王瑞林，进谏成功的把握就有六、七成了。原因是老邓不但深信王瑞林对自己从无二心，同时也认为王瑞林比邓朴方等人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应该说，王瑞林在邓小平眼中比其亲骨肉更加可靠，还不仅仅在于他“政治上的成熟”。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几乎历代独裁君主的后代们，都是要么干脆不争气，“崽卖爷田”，成器者少，误国者多；要么是“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父皇尸骨未寒，早已内哄四起。
历史上太多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虽然不爱读书，也不可能一件不知，何况当年邓小平还没死，子女之间，特别是邓榕和邓朴方之间，据传已经显现出裂痕。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邓小平明知自己来日无多，故从“托孤”的角度，自然也最信任王瑞林。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自南方发起北伐攻势后，没有几个回合，江泽民便从极左阵营里向老邓缴械投降。虽然此后邓小平还是下决心让江泽民继续留在党总书记的位置上，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从稳定大局出发，而不是邓小平内心认定的最佳选择。当时，虽然江泽民一再表示自己一定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思是一样要完成邓小平的“托孤”重任。但邓小平即使联想自己当年与毛泽东斗法的经历，也会一眼看穿江泽民的口是心非。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留下终身遗憾有三，一是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是没有实现“解放台湾”，三是在林彪死后误信邓小平的“深刻检讨”，以致欲重新选择可靠托孤人已是“时不待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何况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邓小平去世之前内心对江泽民的信任程度，可能还远不如当年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信任。
中国历史上的独裁者，大都是越到垂暮之年，越疑神弄鬼，到最后往往只信任长期追侍左右的个把忠厚老臣。毛泽东死前，特别安排了汪东兴进入中央军委常委。中共十四大之后王瑞林在中共政坛所处的举足重轻的地位，自然令党内人士联想起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而邓三公主邓毛毛当时扮演的角色则与当年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联络员”的毛远新十分相似。
至于邓小平去世之后已经“独自理政”的江泽民为什么会在中共十五大之后仍然还要让王瑞林继续位高权重，当时中共党内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就是王瑞林手中掌握着江泽民的政治秘密。大意是九二年邓小平自南方发起北伐攻势之后，江泽民眼看杨尚昆，乔石、田纪云等人均已经开始“仗势欺人”，邓小平在珠海召见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居然不通知江泽民这位军委主主席，江泽民审时度势后立刻调整战略，先通过表示改革开放的决心令邓小平不至从路线角度继续对他质疑，继而有亲笔诬告信送到邓府，状告杨尚昆“谋反”(即准备为“六四”平反)。
当时党内也有传言说：王瑞林手中掌握着江泽民和李鹏在邓小平南巡后，写给邓小平本人的检讨书，而这些文字材料只有王瑞林掌握。
传言虽然无法证实，但类似事情在中共建政史上的确已有先例可循。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后，汪东兴曾公开对外宣称：“毛主席不在了，‘四人帮’倒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只有我一人最清楚。”
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江泽民在邓小平去世后依然留用王瑞林肯定是有无奈和“不得不”的被动因素。当时的江泽民怎么也不会预想到，有朝一日王瑞林会成为他的政治“挡箭牌”。不太好想象习近平在把徐才厚、周永康等人下狱之后还会公开追究江泽民“用人失察”之责——毕竟江泽民的大名已经写进了党章，所以才有了徐才厚的“伯乐”不是前军委领导人，而是山东籍政工高官的“内部消息”被“出口转内销”。如果有一天中纪委的网站上突然出现了王瑞林“正在接受调查”的公告，人们将不会惊讶。
图片：1973年初，江西南昌新建县望城乡，左起：王瑞林、邓小平、卓琳。
http://www.botanwang.com/node/32815
来源: 自由亚洲
作者: 高新
#王瑞林 #邓小平 #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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