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泽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后，曾被中共元老杨尚昆赞为“思想家”。从《批评胡耀邦时哪位元老讲话最久？》一文披露的朱厚泽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的精彩言论来看，作为一位长期在地方独挡一面的党政官员，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他，还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实践家。
朱厚泽在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少精彩言论对思想家、哲学家而言，只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如杨继绳先生所言：它“如黑夜中的电光火石，给人以震憾和光亮”，常使人“豁然开朗”，收“醍醐灌顶”之效！
朱厚泽一些精彩言论纵然放在今天，仍犹如一盏明灯照亮太多人黑暗的思想空间。
《批评胡耀邦时哪位元老讲话最久？》一文透露：有一次，朱厚泽与杨继绳谈马克思主义，朱厚泽说：“过去说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这是很荒唐的。信仰应当是坚定的，而科学必须扬弃，这两方面怎么能统一在一个主体上？”听此言后，杨继绳心里顿时“豁然开朗”。
无数体制内理论工作者心目中不可动摇的“真理”，一经朱厚泽轻轻点拨，纵然连新华社高级记者、所撰文章曾被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的杨继绳心里也“豁然开朗”。这个情节，令人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北大钱理群教授在一篇杂文中的感叹：“当今中国，最缺的仍是常识。”杨继绳的“豁然开朗”无疑揭示出一个严峻现实：“常识”不但在普通的民众之间“缺”，在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中同样如此！
更值得集体反思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类似“信仰”与“科学”统一在一个主体上的的谬误在当代中国并非“无独有偶”、“无独有三”，而是“无独有N”！如“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保护性拆除”、“维修性拆除”、“自伤性自杀”……等等。
如此简单的常识性谬误，如此明显的逻辑硬伤，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予点破犹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对简单的常识性谬误和明显和逻辑硬伤熟视无睹，不作思考。换言之，集体无意识才最可怕！
朱厚泽下列一番话既闪烁着理性光芒，同时又彰显为追求真理而义无反顾的精神——1999年，朱厚泽在《方法》杂志发表著名的《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一文，指出：
“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国家必须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国家主义思潮泛滥是20世纪突出的问题，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希特勒把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一大灾难。21世纪要实现从国家回归社会，恢复社会的生机和活力。现在让国家消亡是不可能的，不断强化国家也是不对的。国家应当逐步从不必要的领域中退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让国家退出若干领域，让社会自身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全面的、普遍的回归社会时代。回归社会，就是社会的问题主要由社会自身去解决，也就是由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社会群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由国家包办。”
朱厚泽对“社会主义”的颠覆性诠释新颖别致，令人耳目一新。纵然放在今天仍堪称精辟洞见。尤其是“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国家必须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一说，言绝大多数体制内人士所不敢言、所不愿言，对现实具有巨大警醒和建设性意义。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源于拉丁文。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它本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然而，自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予以“科学”解释，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后，尤其是经列宁再次改造之后，一种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绝对主导、与市场经济绝然对立的高度单一经济体制在苏联创立了。与之相配套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元化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条件下，社会被彻底原子化。本应由社会拥有和控制的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转变为国家高度垄断了。“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成了“管理和分醒基于国家利益”了。
本来，如果这个国家的利益主体是全体国民的话，“管理和分醒基于国家利益”并没有错，然而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与他们的思想意志一样，被极少数人代理了。
熊培云先生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所言：“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繁荣，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维建设，任何一维的错位与忽略都有可能祸及其他。”——熊培云所言“社会”，与朱厚泽所言“社会”，皆指公民社会。而且主旨相同：只有公民社会强大，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大；没有一个健康、强大的公民社会，要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强国，是不可想象的。
当今中国的“三维建设”如何？政治的一维，仍处于“祖宗之法不能变”状态。而且，这个现状的改变无乎难于预见；经济的一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虽尘埃落定，然而由于垄断国家重要资源、能源的庞大国企仍成为国民经济主体，导致强大的政府在市场中不得不既扮演裁判员，又扮演运动员角色。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虽明确表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决心回归“仲裁者”、“服务者”、“监管者”角色。如此转变，诚然是一个可喜进步。但是强大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因素，必将严重考验中央政府的决心和智慧。
再看“社会”一维：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之后，与西方发育良好的现代社会相比本就先天不足的中国传统社会被彻底原子化。邓小平时代开启，政治、社会学家们开始“重新发现社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公民社会孕育、发育的土壤开始有所改变。但众所周知原因所致，改变的步伐与时代的要求却极不对称。民间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行业协会、行业工会等等，与晚清、民国相比，差距仍是巨大的。所以，当今中国现代化不但严重受困于“大政府，小市场”，更受制于“强国家，弱社会”！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尤其是政治精英的高度反思！——简单的政治学常识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连结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为重要的连结，应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初级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团体（民间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行业协会、行业工会等等）。而原子化的社会则恰恰是破坏了上述基本连结，导致社会内部松散，组织能力几无，形成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局面。在公权力肆无忌惮随意侵害个体权利和利益时，弱势群体的权利无从保护，合法利益诉求无法上达。还有，社会原子化后，各种社会制约、社会道德规范、宗教道德教化随之消解，直接导致严重的道德沦丧和社会溃败。
综上所述，“强国家，弱社会”与“大政府，小市场”一样，皆是现代化之极大障碍。正因为如此，朱厚泽“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国家必须服从社会，不能用国家来压制社会”之论在21世的中国，具有强烈的警醒意义。
朱厚泽对“市场经济”的诠释，堪称精彩洞见：
“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社会属性。不能把市场经济分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请注意，在社会主义后面没有“的”字）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一般。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形容词，而是条件状语。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是经过20世纪反复较量的结论。它是人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有效形式。迄今为止，还没有另外一种形式比它能更好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要准确地、全面地理解朱厚泽上述一番话的真正含义，必须回顾他对“社会主义”的独特诠释：“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唯有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不会成为矛盾的结合体；也唯有赋予“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充满强大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朱厚泽下列一番话，纵然在时下，仍“如黑夜中的电光火石，给人以震憾和光亮”：
“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
一直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论是领导人还是主旋律，都经常对此津津乐道：两弹一星、嫦娥飞天发扬成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亚运、奥运的辉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抗击汶川大地震一类严重自然灾难的“伟大胜利”，也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其实，“集中力量办大事”，自古以来便是所有集权制度的共同特点：秦始皇集中力量修长城、修秦皇陵、修阿房宫是这样；隋炀帝修大运河是这样，修新都洛阳是这样；斯大林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发动的、被布哈林斥之为“疯人的政策”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是这样；希特勒德国二战时“全民总动员”和“狼人计划”是这样；二战爆发前疯狂修建二十一艘航空母舰的日本是这样；国人最熟知的“全民大炼钢”、“全民大跃进”是这样；朝鲜的“千里马运动”，以及后来“两弹一星”更是这样。
集权制度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组织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确是令人惊叹的。然而，这种以牺牲绝大多数国人利益为代价，以少数政治集团和特殊阶层利益为旨归（甚至仅仅为满足个别皇上、领袖的虚荣心“政绩工程”），由强大国家机器“集你没商量”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但严重践踏国民自由意志，严重侵犯、剥夺绝大多数国民合法权益（很多时候甚至牺牲无数国人生命），而且由于缺乏科学决策，绝大多数时候，“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成了“集中力量”办大坏事、大错事、大蠢事！所以，如此条件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并非什么“优越性”，大多时候是灾难！是祸根！
而朱厚泽下面对“新民主主义”一针见血的评论，既还原了历史事实，也惊醒了部分人长期以来因意识误区造成的不切实际幻想：
“新民主主义是有策略层面，但如果不从理论层面说清楚，可能会产生误解。最近几年，不少人认为，1953年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太快了，太急了，认为这是中国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我一直不这么认为。如果说1953年转早了，1963年转早不早？1983年转早不早？不是早不早的问题，而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有问题。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不是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1949年以后，新民主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
朱厚泽上面一番话，让人想起太多体制内良心人士曾经的观点：“文革”之后，不少党内外学者在谈及毛和及其政党建国后的一系列严重失误和悲剧时，都不约而同有了类似感叹：可惜啊，毛主席要是不背离了他当初的新民主主义立场，中国今天就绝不会这个样了。
问题果真如此吗？先且看毛润之先生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中对“新民主民主”三个重要观点的论述：
（1）、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2）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3）、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从以上三点可以极为清晰地看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其实是列宁“无产阶级民主”的翻版！
再看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第七款条文：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
透过上面一段话，“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更昭然若揭了。
确实，“新民主主义”做出了许多诱人的承诺，提出不少振奋人心的口号。但这一切正如朱厚策所言：“是有策略层面”。说白了，所谓“新民主主义”，是为了与国民党争人心、壮大“解放区”而提出的阶段性的策略口号！
《批评胡耀邦时哪位元老讲话最久？》一文中，有太多闪烁着思想火花的言论，囿于篇幅，就不再列举了。
作者：信力建 原文：http://blog.ifeng.com/article/32715622.html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